，我心头一直怀着恐惧，有一天，我会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而受到惩罚，这种恐惧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间阅读的所有政治理论给我的冲击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些现世主义、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内疚感。但我喜欢想像他们在一场车祸后，躺在病床上，从未履行宗教职责、始终对虔敬者不屑一顾的人，开始对神心领神会。

    中学时有个同学有足够的勇气拒斥此种心领神会。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出身于靠经营房地产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于博斯普鲁斯沿岸山丘上的豪宅大花园里骑马，还曾代表土耳其参加国际马术竞赛。我们有回下课聊到形而上学，就像小孩子有时做的那样，他见我恐惧得发抖，于是仰头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让它把我击毙吧！”接着他以某种令我震惊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还活着呢。”我因自己缺乏这样的勇气而感到惭愧，也对自己暗中认为他说得没错而感到内疚。尽管心中惶惑，却挺高兴，虽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满十二岁之后，我的兴趣——和内疚——以性为主，甚于宗教，不再考虑信仰之心和归属之心之间无法估量的矛盾关系。似乎从那时候起，痛苦不在远离神，而在远离我周围每个人，远离城市的集体精神。虽然如此，每当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桥上跟某个披白头巾的老妇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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