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璧驻地。刘志丹便留下马锡五在赵连壁的队伍中帮助整训部队，自己又回到保安，与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刘兆庆等联系，以取得党的指示，。继续组织革命武装。

    综上所述，从“三道川事件”到“早胜事件”，陕甘边的“兵运”工作连续遭受到重大挫折，创造红军的计划也随之一再落空。一次又一次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在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即“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①因此，只有走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武装道路，陕甘边武装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刘志丹在总结“兵运”工作教训时所指出的那样，“陕甘边‘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③在吸取了“兵运”工作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决心转变创军方式，深入陕甘边区的深山，改造农民绿林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使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真正与工农运动的发展相结合。

    三、倒水湾整编和南梁游击队的创建

    “早胜事件”后，刘志丹回到保安。马锡五在赵连壁队伍工作了一个月后也来到保安找到刘志丹。两人一同回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南梁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群众条件。刘志丹和马锡五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踏勘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的地理环境，他们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象见了久别重逢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的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养麦，揉下颗粒，用锅炒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喜欢吃的荞面饸饹。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小事，曾经传为佳话，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

    刘志丹在对南梁地理、民情和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南梁是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工农红军的理想地方，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势力的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力量的聚集和发展；这里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上自给自足，有利于屯军养兵；这里阶级压迫深重，土地兼并极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这里有几百里的子午岭林区，森林蔽日，梢林遍地，山大沟深，回旋余地很大，极利于游击活动。我党在这里建立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据守山林，有利于机动作战。因此，南梁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具备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是创建根据地的理想场所。当时刘志丹曾高兴地说：“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我们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

    在考察了南梁地区的情况后，刘志丹下决心在南梁一带组建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9月，他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的农民武装驻地。此时，杨培盛在南梁平定川一带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贾生财在合水蒿嘴铺搞了个近百人的民团，赵连璧、同守孝也在子午岭林区发展起了二百多人的农民武装（同守孝被叛徒杀害后，他的队伍与赵连璧队伍合并）。这三支农民武装共约400余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吏及豪绅的压迫，但就其性质来讲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