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塬。

    谢浩如，①刘志丹，

    打土豪，分田产，

    一心给穷人把事办。

    （二）三嘉塬事件的发生

    三嘉塬整训期间，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内部和领导者之间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刘志丹主张部队应在桥山中段的保安、庆阳、合水、甘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敌人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的兵运和武装斗争，有一定影响，群众很拥护。只要红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而影响西北和全国形势。谢子长等同志却主张贯彻陕西省委指示，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那样党的影响大，号召力也强。②另外，关中一带我党曾经开展过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群众基础较好，易于我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红色武装。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整顿部队的问题。由于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第一支队中混入了一些地痞流氓，一部分人吸食大烟，第二支队中也混入了一些吸大烟的地痞流氓，②因此，整顿部队，按照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进一步改造部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如何整顿和进一步改造部队，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谢子长等同志提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③刘志丹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对部队的整顿应采取教育、引导和改造为主的方针，逐步克服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逐步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对个别不堪改造的流氓地痞采取个别清理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先后召开第二支队党支部会议和各大队干部会议，专门研究整顿部队工作，逐步开展了清理工作。第二支队在整顿中清理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流氓，每人给一条毛驴让其回家，①这样就使部队的整顿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津贴供给方式。谢子长提出，为了体现官兵平等，易于扩大部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不论官兵，一律每人每月发二十个银元的津贴。他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就当场许过诺。刘志丹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靠打土豪筹款，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哪有这么多钱来发饷。②此外，红军战士参军打仗，，也不是靠发饷钱来动员的，而是靠的阶级觉悟和民主作风。

    这三个问题的争论，大部分内容在庆阳新堡整训时就提出过，只不过在三嘉塬整训时，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争论得更为激烈。实际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几乎在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比如在井冈山苏区和中央苏区，红四军领导者之间围绕党和红军的关系，红军的行动方针，如何改造部队和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纯洁队伍，如何解决红军官兵的生活津贴问题发生过争论，出现过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后来在党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下，由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系统地加以解决。但在陕甘边，由于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坐镇西安，遥控指挥，打击、压制正确意见，顽固地坚持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这样就使西北反帝同盟军内部争论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终于酿成了“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

    事件的过程是这样：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训期间，开展打土豪的斗争。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为解决二支队年关供给问题，带一部分战士外出打土豪。在打土豪筹款的过程中，发生了打击对象不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随后又在1月31日正宁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