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的严重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派往甘肃靖远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5月上旬和下旬，谢子长经过千辛万苦，在靖远先后领导了两次起义，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八支队”，但最终都遭到了失败。7月，谢子长回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谢子长离开陕甘游击队后，杜衡将部队带到旬邑县的马家堡，在这里他宣布撤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分别编为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两个支队。由于他既不懂军队工作，又无法打仗和指挥部队，因此，又派刘志丹回到部队。部队分编后，第三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担任，吴岱峰任参谋长；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仲远。各支队分别成立党组织，队委会也随之解体。随后，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分散行动。第三支队挺进西府，在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打游击；第五支队南下关中，在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5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进剿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由于分散行动，缺乏统一指挥，无法打破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陕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向陕甘边区转移集结。10日，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解决统一指挥问题，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统一指挥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的作战行动。

    此时，敌大军压境，情况紧张。为避免与敌死打硬拼，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灵活游击战术，指挥陕甘游击队转兵东北方向。5月15日至17日，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镇和凤凰山，歼敌四个连及两地民团，缴枪600余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揭开了反进剿的序幕。然后，红军游击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鄜县（今富县）一带活动，经过半个月的作战，历经大小战斗9次，消灭敌军1400余人，缴获枪械1200余支。至5月底，便打破了敌军的进剿，陕甘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四、梁掌堡会议的召开，“南北分家”错误的纠正

    这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陕甘游击队工作的干扰越来越严重。他不顾实际，强令陕甘游击队放弃在陕甘边区农村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到陕西韩城建立根据地。6月，红军游击队向韩城行动。在甘泉临真战斗中，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接着我军就进入了白区的平原地区韩城一带作战。当地群众基础较好，群众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一次敌人派来四十多个便衣探子，都让赤卫队给抓住了送给我军。敌人接着派一个旅的兵力来围攻。在不便打游击的平原上，又碰到优势的敌人，我们终于打了败仗，伤亡很大。由于韩城雨山战斗的失败；红军游击队被迫转回甘肃宁县麻子掌一带。此时，部队只剩下300余人（三支队剩下二百多人，五支队剩下百余人）。”“许多在一起战斗过多年的老战友，永远见不到面了！这一仗，引起许多同志对领导的不满，有些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②

    在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期间，关于下一步的部队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并在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再一次引起严重分歧。为此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宁具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后叛变）、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等提出陕甘游击队应南下关中，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认为那里群众条件好，工作易于开展。刘志丹不同意部队南下，他仍然主张依托陕甘边子午岭山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第一，子午岭桥山山脉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第二，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我军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