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珊拉起一队人马，上黄龙山当了土匪“山大王”。

    郭宝珊从小受到土匪的压迫，现在他也当了“山大王”，心中自然十分痛苦。因而他模仿梁山泊好汉的行为杀富济贫。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了他的队伍，使他的队伍发展到400多人。当时黄龙山有股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头子是贾德功、梁占魁。这股土匪感到郭宝珊的势力发展太快，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便收编和引诱郭部。郭宝珊从平常的交往中深知贾德功、梁占魁心狠手毒，不入伙就会被吃掉，于是便加入梁部，任营长之职，但与贾、梁之间貌合神离，自成系统。

    此时，陕甘边的革命运动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如火如荼，迅猛发展。打土豪、分土地、分牛羊、分浮财，与国民党军阀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些活动和斗争的影响波及黄龙山区，郭宝珊开始向往红军，也让部下仿效红军，只打“大户”、“财东”，不准祸害老百姓。

    1932年夏，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1500余人南下韩城一带，路过黄龙山郭宝珊地盘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郭宝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贫苦出身和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曾写信致意，并转告红军南下的意图。郭宝珊深深地为之感动，他认为刘志丹够朋友，讲义气。此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韩城失败，一些失败的战士和伤病员零星陆续返回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路过黄龙山地区，郭宝珊非但没有为难，反而给予了不少方便。

    1934年春，贾德功的土匪约100余人，窜扰甘泉、鄜县一带，进入了子午岭双柳村。被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缴械。刘志丹亲自作教育工作，向土匪讲解红军政策，教育他们改邪归正，不准再祸害老百姓，并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去。有些土匪后又回到黄龙山，传播红军的政策，认为红军不仅不杀他们，反而还给路费让回家，真是“宽大仁义”。这些言语传到郭宝珊的耳中，引起郭宝珊的深思，使郭宝珊对刘志丹更加敬重，对红军更有好感。

    1934年5、6月间，陕甘边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声威大震。刘志丹认真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决定争取郭宝珊，遂派黄罗斌前往黄龙山争取郭宝珊起义。黄罗斌到黄龙山后，给郭宝珊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如红军革命的目的、对象，共产党人的政策等等，启发他的觉悟。郭宝珊听到特别高兴，认为红军的活动和斗争，正是他多年来向往的事情，与他多年来追求的理想是吻合的。这就奠定了他以后弃暗投明，参加红军的思想基础。由于当时黄龙山还有贾德功、梁占魁匪首阻挠，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郭宝珊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国民党陕军杨子恒部威逼利诱黄龙山的土匪。贾德功、梁占魁在黄龙山无法立足，决定投奔杨子恒部。9月，贾德功、梁占魁率部2000余人，300余骑开往庆阳接受杨子恒的改编，郭宝珊随行。途经合水太白镇时，红二十六军派人与郭宝珊联系，并送去补给品以示慰问。在红军的感召下，郭宝珊秘密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投靠红军，接受改编。但当部队开到合水一带时，郭宝珊又犹豫了。他心想，贾德功、梁占魁匪首，早就对他有戒心，如果冒然起义，说不定会被贾、梁消灭掉，另外他感到自己当土匪多年，共产党和红军是不是相信他？所以举棋不定。这时，刘志丹亲自派陕甘边区军委供给部长马锡五前往郭宝珊的部队作说服教育工作，并送去马匹和其他礼物以示诚意。郭宝珊的种种疑虑，被刘志丹和陕甘边红军送来的温暖所溶化了，使他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0月，国民党嫡系中央军61师和宁夏马鸿宾部35师调集三个旅的兵力，将贾德功、梁占魁的部队包围，迫令其接受收编。在国民党的消灭和收买的威胁降临头顶的危急关头，郭宝珊在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