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蒋介石为了剿灭陕甘革命根据地，调集十万大军分五路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反“围剿”的战争初期，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采取了集中主力红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打弱，最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从而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初步性胜利但是，就在反“围剿”战争的最关键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钳误却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错误“肃反”的灾祸，造成了反“围剿”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使陕甘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建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党中央及时纠正和制止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消除了根据地面临的危机局面，保证了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陕甘根据地成为全国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地。

    一、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始

    1935年8月间，蒋介石置“华北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和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井岳秀、杨虎城、马鸿逵、李贵清等部的部队，还有毛戡的参谋团，仅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就达15万之多。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于1935年11月1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钱大钧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下设办共厅，从11月3日起，开始办理“剿共”事宜。敌人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面，阎锡山的晋军主力部队延黄河一线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由东向西的进攻；在西面，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外，又投入东北军八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面，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木等地驻防；在南面，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作战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一举摧毁陕甘根据地。

    面对蒋介石这次大规模的“围剿”的严重形势，虽然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很大发展，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每个步兵连都配备了六挺机枪，还建立了三个迫击炮连，每个炮兵连都配备迫击炮4门，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改变。红军和游击队总兵力不到一万人，只及敌军的十五分之一，而且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红军没有很好的修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反“围剿”方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红军采用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方式，全线出击，攻打延安、清涧、瓦窑堡等坚固据点；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根据敌强我弱的的特点，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敌人。为了统一思想，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主力兵团集结于杨家园一带，准备休整数日后再战。在这里，刘志丹着急红军主力部队团以上干部举行了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刘志丹在会上分析了敌情后指出，敌人调动那么大的兵力，貌似强大，但也存在弱点，由于交通运输路及车辆的限制，加上粮草缺乏，各军阀都有保存实力、地盘的打算。敌军各线的“围剿”行动不可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