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烈打击下，东奔西窜，无路可逃，伤忘甚大。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700余名，缴获战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给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吴旗镇的人立即用鸡毛信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各个村庄。赤源县委立即派了一个赤卫军大队长，抬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米，为中央红军赶制棉衣、棉鞋。同时。当地的干部群众也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在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中刘志丹等大批党和红军干部被捕被杀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李维汉、贾拓夫等人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先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恶化。吴旗镇切尾巴战斗之后，毛泽东立即挥师洛河川南下，11月3日到达廿泉县的夏寺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夏寺湾后，立即听取了有关汇报，召开会议研究“肃反”问题。当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谈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情况时，毛泽东当即严肃指出：“把刘志丹都逮捕了？要慎重！考虑一下吧！”同时，党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人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开始了纠正错误“肃反”的工作。11月初，中央组成了秦邦宪领导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问题。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会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但当时的党务委员会着眼于尽快分清革还是反革命。以便迅速释放刘志丹。没有也来不及对陕甘边根据地特委及红二十六军的路线作调查研究，因而作出了陕甘边区及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的论断，并认为“进行肃反工作是必要的。”①这样就对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带来了一定不良影响。1935年12月初，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立即听取了王首道等同志的汇报。他严肃地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应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直接执行这次错误肃反的聂洪钧、戴季英以纪律处分，并在中共中央党校批判戴季英的严重错误。

    对于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在相隔7年以后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再次对错误“肃反”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以及错误的性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中央根据10月（1942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以上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②从而对错误“肃反”作出厂客观公正的结论。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刘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他亲切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高兴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①接着周恩来又领刘志丹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