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们却不顾敌强我弱，敌军大兵压境的严重形势，利用他们在组织上取得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强行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号召在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中更加猛烈地开展反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义。彻底肃清右倾取消主义的反党派别。顿时，残酷斗争的恐怖阴云布满了陕甘革命化根据地的上空。

    为了贯彻“左”倾错误，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迫不及待地在陕甘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开始了错误的“肃反”。他们将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从前线调到安塞县的高桥，把红八八十一（原红二十七军）调到鄜县的羊泉原。为错误“肃反”作好准备。然后在甘泉县夏寺湾的王家坪召开会议。根据陕甘晋省委会议确定的“肃反”方针，部署了具体的“肃反”计划。任命戴季英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负责“肃反”事宜。朱理治、聂洪钧等根据“根据地要依靠肃反老巩固”的荒谬的理论，根据“反节命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的错误认识，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在党内军内开展“肃反”。戴季英早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推行过张国焘的错误“肃眨”路线。大搞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枉杀了不少革命同志。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他又将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错误“肃反”经验带到陕甘根据地，在朱理治的支持下，颁布赤色戒严，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一个月内便将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下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对被捕的同志进行严酷逼，有德关押在狱，有的悲惨杀，据不完全统汁，这次“肃反”惨杀陕甘边党和红军干部战士达200多人。

    更为恶劣的，朱理治、戴季英提名要被捕的同志承认刘志丹师“右倾反革命的首领”。后来，他们根据从后方被捕人员口中刑讯逼出来的材料，硬说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刘景范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都是反革命右派，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为了逮捕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朱理治等人立即以陕甘晋省委的名义，指令聂洪钓在前方逮捕刘志丹同志，但又恐怕在前方逮捕刘志丹会发生“乱子”，他们又展阴谋。10月6日，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保卫部准备逮捕刘志丹。遂以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之名，将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后加以逮椭。当时，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送戴季英命令的通汛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到了逮捕命令时，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是刘志丹头脑非常冷静，他“明智一部分同志被枉关起来，自已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越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人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刘忠丹同志具有极高党性觉悟，具有顾全大硒的优秀思想品质。为了不使党内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为了保存陕甘根据地。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一个落脚点，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将信叫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立即翻身上马，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其他红军干部。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打入监狱，连他带着五岁的孩子的妻子同桂荣也被打入劳改队。随后，聂洪钧、戴季英等人又在前线逮捕了杨森、习仲勋、刘景范、郭宝珊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干部。制造了一场大案。

    刘志丹等被捕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罗织了许多罪名，攻击刘志丹同志。他们硬说“刘志丹没有打下横山是反革命阴谋”，“同国民党军队有秘密勾结”，“创造苏区创造红军是为了消灭苏区、消灭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