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在玩骨牌。晚上，我又注意到他在办公室里，在朦胧的灯影下跟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出去钓鱼，显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丰富得令人惊羡；随后，他又跟那位里昂来的工厂老板谈了半天政治，他在这方面也同样证实自己很是在行，因为大家听出，胖子先生的朗朗大笑声竟超过了海涛的声响。午饭后——我这么详尽地依次按时记述他的行动，对于明了实际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他又一次独自陪着亨丽哀太太喝黑咖啡，在花园里坐了一小时。这之后，他再跟她的女儿们在一起打了一场网球，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客厅里闲聊了一阵。

    六点钟左右，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那儿又遇见了他。他急忙走过来告诉我，说他必须向我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来信要他去，不过，两天后他还要回来的。果然，黄昏时餐厅里不再见到他了。

    不过，这也只是就他的形体来说罢了，因为，所有的饭桌上异口同声都在谈论着他，都在啧啧称道他的快乐舒坦的生活态度。

    半夜里，约莫十一点钟光景，我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打算读完一本书，忽然听见花园里有急迫的嚷叫声从开着的窗子外面传来，又看到对面大饭店里人影忙乱。我惊惶不安，倒不一定为了好奇，马上匆匆地跨过这五十步路程，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了一团。原来当丈夫按照习惯准时陪着拉穆尔来的朋友玩骨牌的时候，亨丽哀太太独自前往海边平台去作每晚例行的散步，这时还不见回来，大家担心她遭了意外。那位胖丈夫，平日懒得动的，这时活像一头野牛，一再奔向海岸，朝着夜空高声喊叫“亨丽哀！亨丽哀！”

    由于慌乱，声音都变了，听来很是可怕，像是原始时代某种巨兽临死前的哀号，侍役们和小厮们也都慌慌张张的，一会儿跑上楼，一会儿跑下楼，全部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过了电话。可是那位胖子丈夫，只穿一件敞开的背心，还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跌跄着、蹭蹬着，朝着夜空一边抽噎一边叫嚷，木然地喊着“亨丽哀：亨丽哀！”楼上两个女孩这时也被吵醒了，都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对着楼下叫母亲，那位父亲又急忙赶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出现了怵目惊心的一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遇打击过重难以承受时，那瞬间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紧张情绪，从外表看来极富悲剧意味，具有迅雷似的力量，不论图画或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重绘出来。那个胖丈夫突然迈着那在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梯级走下楼来，脸也变了，神色倦怠而凶狞，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工作人员的领班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撇下我走掉啦。”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存在着超过常人的坚忍，使他当着许多人还能竭力自持。所有的人由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个个吃惊，面子上不好意思，脑子里满是疑团，又纷纷离开了他。他还有足够的自制力，能够悠悠晃晃目不旁视地走过我们身边，踅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电灯。随后我们听见他的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时发出的声响，紧接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嗥似的哭声，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鄙陋的人，这种发于自然的哀伤都有着某种带麻醉性的力量。那些侍役，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吐出一声轻笑，也不敢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迸泻，我们似乎感到羞愧，只得一个跟着一个，分别溜回自己屋里，留下这个被击倒的人，在那间黑黝黝的屋子里独自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才渐渐地透出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不用说，这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