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大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像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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