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不觉得会时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喋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一般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病患者，她们都肯定地认为他是欧洲人。当时病人根本没有讲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证件，他穿的是当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层人穿的那种，当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确实病得很厉害。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还有，我火车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之前曾用英语与她们交谈，而且口音很纯正。我说我简直无法想象那样一种情形，我含蓄地打趣她怎么能够判断她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拿这件事和别的事情开了不少玩笑，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这当然就像要我去爬埃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那样不太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握手道别之时却真感到一种遗憾，我们偶然的巧遇就到此为止。

    “然而很碰巧，我在几小时之内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就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拟了锚，之后非常艰难地把我们推回火车站，在那儿我们了解到临时替代的发动机不可能让火车在12小时之内到达上海（终点站），中国的铁路上这种事时有发生。因此，只好在重庆呆上半天时间——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我真去了，而且得到热诚的欢迎，很自然地她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把十足正统的刻板、严肃与非正统的随意宽舒的心境统一在一起，这也未免太复杂了吧？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妨碍，那些修道的人们还不是组成了很快乐的社团群体。到那儿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坐到我的旁边。席间，他风趣地把法语和英语混用起来与我聊天，然后，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长带我去看他们那所引以为自豪的医院。我告诉她们我是个作家，他们也够天真的，竟然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中去。我们从病床的边上走过去，那位医生一面向我们介绍每一个病例。那儿非常干净清洁没有一点污渍，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当时我已经把那个英语口音很纯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才悟了过来。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已经睡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于是，我说‘Good afternoon’，这是我首先说出却并非本来想要说的‘一个词’。而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Good afternoon’。的确没错，他的口音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一种。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已经把他认了出来，尽管他长了一脸胡须，尽管他的面貌变了不少，而且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他是康维，我敢肯定一定是他。不过，要是我稍稍犹豫，稍稍疏忽一点的话，我说不定就会下结论他不可能是康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