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千方百计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寻访调查，首先我尽可能地查阅了书籍，还寄了很多委托信到西藏和内地所有可能有希望得到回复的地方，如上海。北京，可是毫无音讯。当然那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那些喇嘛毫无疑问，清楚他们输人物品的方式是秘密的。后来。我试着去了一趟稻城府。那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像是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集镇，非常难以到达。云南的汉族脚夫们从这里把他们的茶叶转给藏族人。你可以从我就要出版的另一本新书上读到有关情况。欧洲人很少走这么远到这里来。可我发觉那里的人都非常文明、儒雅，但是绝对没有康维他们一伙到过这里的迹象。”

    “那么，康维本人是怎么来到重庆还没有个说法？”

    “唯一只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流落到了那里。就像他流落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无论怎样，我们到重庆的时候，又被种种难解的事情纠缠不清。教会医院的那些修女对这事情也是够坦率的。“那么清上近素听到康维弹起肖邦的练习曲何以如此激动。”卢瑟福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很有意味地说：“这倒真的是一个衡量种种可能性的筹码，而且，这不会很明显地偏于哪一边。当然如果你不接受康维的故事，那就是说你怀疑他是否诚实，神智是否正常，但也有可能是坦诚的。”

    他再次停了下来，似乎是邀我作点评论。于是我说：“你也知道，战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有人说从那以后他变了许多。”

    卢瑟福说道：“没错，他是变了不少，这无可否认，你不能强求一个小伙子在经受三年身体和精神的磨难之后没有丝毫改变。我想，有人会说他没擦点皮就过来了，可是他的创伤……是在内心深处的呀。”

    我们接着谈论了一会儿战争及其对不同人造成的影响，最后他继续说：“不过，我必须得再提一点，也许从某种角度讲是最离奇的一点。那是我在教会调查时得出了线索。你可想象得到，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情况，可惜他们也记不得多少，尤其是，他们那会儿正忙着抢救一位高热流行病人。我首先提的一个问题是康维是怎么送到医院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还是由什么人发现他病了之后送到医院？可是，他们没能确切地回忆起来，毕竟已有一段时回了，可当我刚想要放弃调查，却有一个修女心不在焉地说道，‘我想医生好像说过他是被一个女的送进来的。’就没别的了，而那个医生早已离开了教会医院，在这里，情况无法进一步得到证实。”

    “可是，既然已走了这么远，就此放弃岂不可惜！得知这个医生调到了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工作，于是我想方设法弄到他的地址就到上海拜访他。日军的空袭刚过，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因在第一次到重庆时就见过面，所以他虽异常地忙碌，还是很客气地见了我。话又说回来，德军对伦敦的空袭比起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哦，对了，他听明来愈之后立刻就说他记得那个丧失了记忆的英国人。”

    “那么，他被一个妇女带到教会医院来是真的吗？”我问。“噢，没错，确实是个女的，是个汉族妇女。”他记得有关她的任何特征吗？他回答说除了她自己也得了伤寒病并马上死去之外什么都不清楚……就在那时，我们就中断了谈话，有一大堆伤员被抬了进来，然后放到排满过道的担架里头，话已说到头了，我也不想去占用那位医生的时间，何况，吴湖口的枪声响成一片，催促着他有很多的事要做。然而当他又回到我身边时看上去很振奋，就在这样恐怖的时候。我只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肯定也猜得出。我问那个汉族妇女，她年轻吗？”

    卢瑟福轻轻弹了一下烟头，仿佛他希望我也像他一样被这个故事所感动。然后他说：“那个个子矮小的医生很严肃地看了我片刻，然后文质彬彬地用汉族人非常滑稽但流利的英语回答说——‘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