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宾娜有一次让自己参加了移民朋友的聚会。象往常一样，他们又在反复推敲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拿起武器去反苏。身处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们自然显得乐意战斗。萨宾娜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话说得不合时宜。一位烫着灰色卷发的男人，用长长的食指指着她：“这可不是说话的样子。你们都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你也是。反对共产党当局你傲了什么？你做的也只是画画儿……”

    在萨宾娜的国家里，评价和检查老百姓司空见惯己成原则，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社会活动。如果某个画家要办个展览，一位普通公民要领取去国外海滩旅行的签证，或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参加国家队，那么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荐信或报告（从门房、同事、警察、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工会那里来的），由专门的官员将此综合，补充，总结。这些报告与美术才华、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气的疾病毫无关系，它们只说明一个问题：“公民的政治情况”。（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这位公民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会中表现如何。）每一件事（一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迁，度假）都有赖于这种评价过程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要为国连队踢球，或是否获准展览作品，是否去海滩度假），都必须蹈规蹈矩努力表现以取得优良的评价。

    这就是萨宾娜听到灰头发男人讲话时所想到的。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否足球运动员或画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萨宾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只关心他们是否反对共产主义，积极地或消极地？真正实在地或是表面地？从一开始就反还是从移居国外以后？

    她是一个画家，曾经细心留意并记住了那些对调查别人满有热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们都有比中指稍长一些的食指，并且爱用它去指那些偶然与他们谈谈话的人。事实上，直到1968年，统治了这个国家十四年的总统诺沃提尼，正是曾经掀动着与其酷似的这种理发店里做出来的波浪灰发，用最长的食指指向中欧所有的居民。

    这位尊贵显眼的移民不曾看过萨宾娜的画，从画家嘴里听说他象诺沃提尼，脸变得排红，自一阵，又红一阵，最后转为掺白。他想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得沉默。直到萨宾娜站起来离开，大家也都沉默着。

    这使她很不高兴。走到街上，她问自己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心思与捷克人保持接触。她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是地域吗？如果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祖国的名字在他们心目中将引起何种联想，各人头脑闪现的国土状貌肯定迥异，整一的可能势必勾销。

    那么是文化吗？可什么是文化？音乐吗？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吗？是的。但如果一个捷克人没有音乐感受又怎么办？这样，做捷克人的实质意义便烟消雾逝。

    那么是伟人吗？是胡斯？刚才房子里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一页书。他们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那光辉的火焰，那光荣的灰烬。于是，对于他们来说，身为捷克人的实质意义除了灰烬，再没有什么。唯一能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便是他们的失败与他们的相互指责。

    她走得很快，与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毕竟还有另一些捷克人，与那有长长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样。何况她那段小议论后的难堪沉默，也没有表明他们都反对她。没有，他们也许是被这突然的愤怒搞昏了头，没有理解他们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么为什么她不原谅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都看成可怜的被抛弃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们知道为什么。她背叛了她的父亲，生活便向她敞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每一个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恶也是胜利。她不愿意遵守秩序；她拒绝服从秩序——拒绝永远和同样的人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