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