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或是恶作剧的挖苦都叫他痛苦不堪，但是他又从来不停止给人制造嘲弄的机会，倒好像他有意这样做似的。他不断地受人伤害，可是他的性格又是那么善良，从来不肯怀恨人；即便挨了毒蛇咬，也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只要疼痛一过，又会心存怜悯地把蛇揣在怀里。他的生活好象是按照那种充满打闹的滑稽剧的格式写的一出悲剧。因为我没有嘲笑过他，所以他很感激我；他常常把自己的一连串烦恼倾注到我富于同情的耳朵里。最悲惨之点在于他受的这些委屈总是滑稽可笑的，这些事他讲得越悲惨，你就越忍不住要笑出来。

    但是施特略夫虽然是一个不高明的画家，对艺术却有敏锐的鉴赏力，同他一起参观画廊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他的热情是真实的，评论是深刻的。施特略夫是个天主教徒，他不仅对古典派的绘画大师由衷赞赏，对于现代派画家也颇表同情。他善于发掘有才能的新人，从不吝惜自己的赞誉。我认为在我见到的人中，再没有谁比他的判断更为中肯的了。他比大多数画家都更有修养，也不象他们那样对其他艺术那样无知。他对音乐和文学的鉴赏力使他对绘画的理解既深刻又不拘于一格。对于象我这样的年轻人，他的诱导是极其可贵的。

    我离开罗马后同他继续有书信往来，每两个月左右我就接到他用怪里怪气的英语写的一封长信。他谈话时那种又急切又热情、双手挥舞的神情总是跃然纸上。在我去巴黎前不久，他同一个英国女人结了婚，在蒙特玛特尔区一间画室里安了家。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同他见面了，她的妻子我还从来没见过。

    十九

    事先我没有告诉施特略夫我要到巴黎来。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施特略夫本人，一下子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但是马上他就又惊又喜地喊叫起来，赶忙把我拉进屋子里去。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真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他的妻子正坐在炉边做针线活，看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施特略夫把我介绍给她。

    “你还记得吗？”他对她说，“我常常同你谈到他。”接着他又对我说：“可是你到巴黎来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你到巴黎多少天了？你准备待多久？为什么你不早来一个小时，咱们一起吃晚饭？”

    他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我当靠垫似地拍打着，又是叫我吸雪茄，又是让我吃蛋糕，喝酒。他一分钟也不叫我停闲。因为家里没有威士忌，他简直伤心极了。他要给我煮咖啡，绞尽脑汁地想还能招待我些什么。他乐得脸上开了花，每一个汗毛孔都往外冒汗珠。

    “你还是老样子，”我一面打量着他，一面笑着说。

    他的样子同我记忆中的一样，还是那么惹人发笑。他的身材又矮又胖，一双小短腿。他年纪还很轻——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可是却已经秃顶了。他生着一张滚圆的脸，面色红润，皮肤很白，两颊同嘴唇却总是红通通的。他的一双蓝眼睛也生得滚圆，戴着一副金边大眼镜，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看到他，你不由会想到鲁宾斯画的那些一团和气的胖商人。

    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在巴黎住一段日子，而且寓所已经租好的时候，他使劲儿责备我没有事前同他商量。他会替我找到一处合适的住处，会借给我家具——难道我真的花了一笔冤枉钱去买吗？——，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我没有给他这个替我服务的机会在他看来是太不够朋友了，他说的是真心话。在他同我谈话的当儿，施特略夫太太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补袜子。她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她丈夫在谈话，嘴角上挂着一抹安详的笑容。

    “你看到了，我已经结婚了，”他突然说，“你看我的妻子怎么样？”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她，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汗水不断地使他的眼镜滑落下来。

    “你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