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乎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无假话。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还有，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推敲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场的打算，交头接耳一会儿，其中之一踅入里间，出来时已经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后果一律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一走了之”。

    03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常如一团异物，盘桓在我心头，令我感到既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的。我不能想像，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艺，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居了。也正因如此，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的，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邀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但却迟迟没有成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让我上车。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的，已经坚持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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