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神秘，以至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既然父亲的病可能是由他的职业引起的，那么红墙里的人也许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就这样，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长，他来过我家几次，给我印象好像对父亲挺关心的。王局长听我说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既没有惊异也没有同情，只是有一种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问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家里，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我回家来。来到家里，我看门开着，而父亲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我父亲绝对不可能离开院子的，因为他半个小时前还看见过我父亲，就在院子里。但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好像父亲凌空飞走了似的。结果你想父亲在哪里？就在我家前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开着人家的门，你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家都认不得了！我们带他回家，可是一进家门，父亲又退出来，坚决说这不是我们家。我简直拿他没办法。可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我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出门来喊我们回去。走进家时，我注意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父亲恰恰看了这些变动后，相信这就是我们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我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说以后父亲要对什么一下犯了糊涂，我们不妨将父亲眼前的东西临时做一点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我不相信，但试过几次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当作另一个人时，我们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我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要我们“随机应变”，犯病的父亲就会“如梦初醒”。后来，我们还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成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来不必要了，二来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到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