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儿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