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惟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党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19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惟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

    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以及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10岁还不敢一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想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良心的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像，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的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