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制的明月——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月光像水样铺开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我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我，我的出现使它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没感到凉意，我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愿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细阅了你母亲给我的纸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2.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04

    第二次见面就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到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3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走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8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在我身边刹住，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血湿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黑眼和一个小巧的嘴巴。但车子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母亲。

    作为我到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6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

    “别扯！”

    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A，让我好一阵激动。我知道，老A就是我们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会上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老A并不是真正的老A，而是代表老A的老A，这种老A我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会上，老A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了”，要我们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时，他说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

    我左边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记得老A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我猜到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记，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他，听说是被捕了，不久我又听到他被杀的消息。他是我们小组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

    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我们几人间年纪最大的，也许有五十多岁，额头上有一缕下垂的白发，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会上闹了点不愉快，但起因记不清了，也许是为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说，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我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

    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我右侧，是个魁伟的人，二十五六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