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内部的分歧，是总的探索过程中的不同看法。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探索。既然是探索，谁能保证每一个人的想法、抉择都百分之百正确？谁能保证所有人的看法都百分之百的一致？可能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看得太玄乎，不要看得太严重。总的来说都是探索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针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像当年“左”倾错误那样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把内部的分歧置于大局之上也是不合适的。总的来说，要维护大局、服从大局，大家要从政治上着眼，坚持团结合作。要从这样的基点和视角看问题。

    第二，对当时历史的研究，无论对事、对人，都要注重于肯定历史功绩，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历史上的事情可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你要把它完全说清楚，而且一定要说清谁错谁对，有时是有很大难度的。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纠缠于某个有分歧的问题和观点，而是要从总体上来肯定历史功绩，总体说来总结经验教训，求大同存小异，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深入研究好这段历史，弘扬好当年的革命传统和精神。

    第三，我们研究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很多地区都有一些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因而都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本书、这一章、这一节、这个事如何来写？都来找我，希望我给一个答复，给一个说法，这样他们就好写了。能够搞清楚的，当然要尽量搞清楚。但是我经常说，写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有些事情，到底谁是谁非，连当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后人也许能搞清楚，因为没有了利害关系。但也可能更搞不清楚，因为不了解历史真实。所以，我们可能要改变多年来写历史书的做法。不要把我们自己当成法官，把写历史书当做写判决书，指望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说清楚，一定要分一个是非，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性的、绝对性的结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这类问题，就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国外学校里，老师往往是给学生提供材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教师并不一定给你下结论，很多东西并没有标准答案。而我们往往习惯于找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行。但是事实上，很多探索，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探索还是对人类社会的探索，都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写历史，有时不妨把具体事实摆出来，放在那儿，甚至把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摆出来，但是不一定非给他下个结论不可。如果对这段历史有不同观点，就把两种观点都写上，介绍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另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放在那儿，让后人继续去研究，这样历史就好写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点，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处理问题的办法可以更灵活一点。

    第四，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那么多根据地的历史、那么多当年的人物，连同后来的发展变化过程，确实是丰富多样的。前不久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开了一个纪念袁振英的研讨会。说起袁振英，不要说干部群众，就连95％以上的党史专家，也不一定知道袁振英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当年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问沟通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党后，他又出国留学去了，脱党了。他在历史上有很多特殊的贡献，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坐过牢。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但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对这样一个人物怎么看？当时我就讲了一个道理：我们党的历史，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在这幅恢弘的画卷上，既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或者时大时小、不大不小的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或者很难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