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9月渭北根据地建立起，中经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至1937年2月改制为陕甘宁边区，前后共历四年又五个月。在北方诸多的革命根据地中，西北根据地规模之夫，斗争之艰苦，坚持时间之长，可谓独树一帜。其间，西北红军与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卓越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和培养下，还涌现出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阎红彦、郭洪涛、张邦英、刘景范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研中同成立和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培育了激励来者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精神财富成为后来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

    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其根本之点在于根据地的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从当地的具体实际出发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根据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逐步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南梁，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是黄土高原的偏僻地区，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又距离国民党在西北统治中心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大城市距离较远，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基本上属于“三不管”地区，利于建立革命武装，也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刘志丹曾经说：连土匪搞几支枪就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同时这小的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易于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在陕甘地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地建立后，他们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先后建立了正式的红军和三支游击队，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于1934年11月在荔园堡正式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到1935年初，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形成了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刘志丹等在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结合当地敌、我、友的实际，十分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刘志丹的老战友习仲勋曾回忆说：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部下，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为此，刘志丹提出“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开展了艰苦的兵运工作和曲折的匪运工作。他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