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西北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集体团结的奋斗中，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经过陕北、陕甘边无数优秀儿女、革命先烈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奉献牺牲，在陕甘边、陕北、神府地区开辟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神府苏区的党组织、军事力量和政权组织。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苏维埃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0万的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党的正确领导是西北根据地建立的关键和前提条件

    西北的党组织和红军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中，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刘志丹、谢子长，拥护党和红军，是西北根据地真正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铜墙铁壁。

    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心里有多少劳苦群众，群众的心里就有多少党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他们的命根子时，他们就会自发地形成铜墙铁壁来保卫它。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得很快。其问虽然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和国民党的破坏，但各级党组织的多数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同当地群众有着鱼水关系；加之陕北地方偏僻，地广人稀，不是国民党的重点防范区域，所以陕北党组织能够多次排除“左”倾路线干扰和国民的破坏而取得自身的发展。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虽几经变动，但多数同志在“左”倾错误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在同上级几次失掉联系的关键时刻，能正确地领导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战胜困难而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中共陕北特委对各地党的工作的指导，就不会有陕北这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23日—25日在陕北佳县高起家洼举行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委员马文瑞、毕维周、崔逢运（崔运）、鲁学曾、常学恭、王兆卿及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田夫）、崔逢吉（田民）、贾怀智、高朗亭、赵福祥、唐洪澄、张岗、魏岗、高录孝等出席会议。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陕北社会基本情况、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阐述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报告指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明确提出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会议一致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立即发动游击战争，扩大武装力量，开辟神府、绥清、安定战略游击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陕北游击战争由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

    1933年8月3日，发生了“米脂事件”即“无定河畔六烈士”事件，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特委委员毕维周，特委交通员高录孝，米脂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及崔明道六同志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陕北特委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并没有退缩，也没有被吓倒。1933年陕北特委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会议，决心以六烈士为榜样，继续战斗下去。崔田夫、崔田民到绥德、清涧组织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马文瑞到神府组织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