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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九、试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原因
进行斗争。1933年春,抵制中共陕西省委把红军编成游击队、分散游击的指示,同年夏,又制止了“南北分家”的错误主张。

    二、从实际出发,制定、实行和改变对敌斗争策略

    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失败后,围绕着建立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这一中心任务,陕甘地区党组织进行了新的尝试。根据陕甘地区军阀众多、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等实际情况,陕甘地区党组织决定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即派党员和革命分子打进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即把部队拉出来,变军阀武装为人民武装。如刘志丹和谢子长曾打人苏雨生骑兵第四师、陈国璋陇东暂编第十四师等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此外,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也都打人过军阀部队,进行兵运工作。由于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做后盾,结果拉出来的队伍不多。陕甘地区党组织遂改变策略,号召农民参军,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之后,即变“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为“又打又拉”,“以打促拉”,迫敌分化,这种策略得到了较大的成功。1932年7月8日,高鹏飞在西华池率领甘肃警备第十一旅一团一营两个连起义,后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在耀县率领杨虎城骑兵团起义,组织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934年10月20日,黄龙山土著武装贾得功部营长郭宝珊在庆阳率部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

    陕甘地区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的又一个特点,是根据该地军阀众多、互相矛盾的实际情况,采取利用矛盾、在军事上各个击破的策略。如,陕甘边红军在反对敌对南梁根据地的“围剿”时,先打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继打敌甘肃陇东警备旅,再打井岳秀第八六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集中力量打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第二次反“围剿”时,集中打高桂滋第八十四师。

    陕甘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的第三个特点,即团改造中间力量,如保运武装、哥老会武装等。陕甘瑚区帮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人数众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其著名的首领目如南梁堡的郑德明、朱子清,乔河的田老五等。他们期组织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会道门组织,同反利官府、土豪劣绅对抗。这些武装,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刘志丹、谢子长等非常重视对这些武装的团结教育,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帮会的成员掩护过红军伤员,有些还参加了革命,如南梁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郑德明后来就成为该地赤卫队的总指挥。

    三、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在敌“围剿”开始时,实行战略退却,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尔后转入反攻,打破敌“围剿”。然而陕甘地区根据地范围较小,红军力量较弱,另一方面,敌“围剿”军指挥不统一。根据这种情况,刘志丹、谢子长等没有盲目照搬中央苏区“诱做深入”的战法,也没有仿效川陕苏区利用特殊的地形条件,实行“收紧阵地”的战法,而是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敌进我进”,即对敌之“围剿”,以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活动,实行坚壁清野,袋扰、围困和打击敌人,主力红军则转到外线,寻机歼敌,最后打破敌之“围剿”。

    集中兵力,以运动战、速决战各个歼灭敌人,这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陕甘红军充分发挥了我军这一优势。1934年2月,敌纠集八个团万余人,分八路向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起“围剿”。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由南梁北上,转移到外线,寻求有利战机。3月初,红军声言攻打保安,主力绕道进至吴起镇以南三道川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的后方,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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