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中共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信。这两封信仍坚持“左”倾路线错误观点，不顾客观事实，否定红二十六军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用根据地创建和红军与游击队发展壮大的事实，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会议还推荐调十子长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调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圆。

    阎家洼子会议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决议对陕甘边今后的工作全面部署，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红军，扩大根据地，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建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推进边区的革命斗争。各地根据决议精神，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高潮，使陕甘边根据地进人大发展时期。到秋季，在陕甘边界的18个县的部分地区相继成立了正式或临时的革命政权。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议就根据地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同时，在原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11月7日，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和庆祝活动。此后，随着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许多县区也先后建立了红色政权。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形态较为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沿着“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陕甘边地区开创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创建革命根据地，是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核心，于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就成为核心的核心。1931年秋，刘志丹和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最先提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当时这个想法没有被其他领导人所接受，就形成了此后较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其焦点是在临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平原还是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经过南下渭北和东进韩城两次失败的教训，到1933年11月包家寨联席会议上，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才认识到刘志丹提出的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正确的。其后的史实证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刘志丹等领导人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坚持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壮举。

    第二，坚持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作斗争不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也是以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正确主张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与执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领导杜衡等人的错误主张作斗争的过程。杜衡等人凭借权力，搞宗派活动，一次次否定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还给他们加了“游击主义”、“梢山主义”等许多罪名，甚至蛮横地将他们排斥出领导岗位。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虽然违心地服从“左”倾领导的错误决定，但它们在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