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2．刘、谢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大多是失业的工人、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要为这部分群众不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活动。……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提到，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等。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

    192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1930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中，就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线等方面又作了详细的说明。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的军队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绝非他们个人的“称王”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3．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也得到了增加，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人敌军内部，出生人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以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创立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七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士兵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