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联系起来，使回民同胞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解决中国革命总问题中，才能实现本民族的解放。龙嘴子等地的回族群众从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工农革命的意义。他们热爱红军游击队，处处帮助红军游击队。龙嘴子的回民群众看到在同敌人作战中失散的红军战士，“马上把他请到家里弄吃喝，服侍他们”。“又一次，在和敌人作战中，一个同志在一个地方压着，窜来十几个农民各持刀斧等农具，问这一同志是干什么的？这一同志在惊慌中只得答是红军，以为这一下就完了，但是农民却说好，好，我们就帮助你。”但看到追红军的白军，就拿上锄头撵着打。回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情说明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为回民解放而斗争的，因此他们愿意一直追随红军，坚持武装斗争，并成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最好宣传，同时也影响着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广大回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回民群众不断移人边区生活。

    据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资料显示，“以新正县一区一乡第一、第三行政村历年来回民人口”变化情况为例，这两个行政村，民国元年至七年有3家回民；民国八年有10家；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增加到40余家，民国二十八年是70余家；民国二十九年增加到204家。从这个资料中可以看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也是回民人口增加最快的一个时期。边区回族人口的增加，无疑证明了党和红军的威信在少数民族中不断增长。这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族政权的实践，为以后西征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初步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和红军不仅在龙嘴子等地组建了回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发展了党员，在回民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土地分配，“过去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回民，都分得了土地和牛羊”。尽管作者现在还没有看到确切的资料能够说明龙嘴子回民乡是回民自治乡，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属于民族自治政权，但是可以肯定，回民乡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以回族为主的，它是回民自己的政权。回族劳苦群众建立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机关，这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西北地区是第一个，是个创举。它告诉人们，回民群众是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民族事务的。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后，党的民族工作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回族人民的宣言发表后，党便在西征红军解放了的宁夏豫旺、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行了建立回民自治政权的尝试。1936年10月20日，明确冠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民族自治政权建立，并且发布了《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土地条例》等法规，启用了刻有党徽和中文、阿拉伯文的政府印章，回民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尝试。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的民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从国统区迁入和来到边区的少数民族日益增加。新正县龙嘴子、西渠一带老解放区的回民最多。1940年发展到150多户，430多人。到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时，据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资料，新正县有回民727人。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后，边区政府实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逐步建立起两个相当于边区一般“区”的回民自治区，即新正县回民自治区（包括一区一乡和九乡）和定边县回民自治区，两个相当于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