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一些陕北“肃反”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传记相继出版，如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书籍都有很大的篇幅叙述陕北“肃反”的历史，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有不少与此相关、反映陕北“肃反”的文章发表。但在陕北“肃反”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存在叙述相异，表述偏颇、混乱、失真，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无疑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了解，甚至误导读者，起不到从历史事件中得到启迪的作用。作者兹就相关几个历史事实，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关于陕北“肃反”的时间

    目前对此的说法颇乱。张秀山认为是三个月：“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郭洪涛说：“陕北（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发生在1935年九十月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西北根据地以空前规模进行第三次‘围剿’，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逮捕了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等同志，在前方还杀害了一批党、政、军干部，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危机。”朱理治认为是一个多月。1935年11月初他在下寺湾向博古汇报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事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楚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刘、高及红二十六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而《朱理治传》称之为“八天陕北肃反”，具体计算方法是：从10月1日逮捕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开始，到10月8日朱理治决定“后方不再捕人”，指示郭洪涛赶往前方，要求前方停止捕人为止。

    其实，陕北“肃反”的时间问题是容易搞清楚的。判断一个事件的始终，只要了解了它的筹划、发动和最后结局，就清楚了。考诸历史，陕北“肃反”的决策是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六人座谈中作出的。朱理治后来在1945年7月10日于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说得非常明确：一切问题都是在六人座谈中决定的。此前，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围歼了由共产党员张汉民担任旅长的杨虎城的警备三旅，张汉民在被俘后说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和他与中革军委、西安党组织、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之间的联系，但红二十五军认为他是反革命，把他杀了。座谈中，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介绍了这些情况。朱理治本来“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听了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介绍后疑虑加深，“我们六个人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于是商定：立即开始“肃反”，“肃反”的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朱理治当时认为此举非常重要：“幸而二十五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则陕北苏区与我们危险极了！”聂洪钧1942年11月西北高干会上的发言证实了这个时间：“在我随军去前方临行前的省委会上，曾交代我到前方后尽可能就近帮助陕甘的肃反。”聂洪钧是根据新成立的西北军委和陕甘晋省委联席会议作出的红军南下打击东北军的决定，而随军前往前方的，该会召开的时间应是1935年9月19日或20日。而出发前夕对他的“交代”，说明其时已经确定要进行“肃反”。另外，1935年9月22日印发的《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明确把“肃反”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