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此说，还有一个逮捕刘志丹等的信是否是戴季英擅发的问题。这封信里写道：“已确定刘（志丹）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岗）回来”，并开列了逮捕一批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名单，要求尽快把他们押送到后方来。这封信造成刘志丹、高岗等大批人的被捕，对陕北错误“肃反”发展到极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是陕北“肃反”发生的关节点。但由于该信关系重大，所以当事人说法各异。该信是朱理治指示戴季英写的，对此两人都承认，但彼此信的发出和内容的说法颇不相同。朱理治说戴季英写好信后未给他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戴季英擅自抓了张秀山，同时直接写信到前方去捉人。……自己没有叫他乱抓。”即此信中抓人的内容他不知道，是戴季英背着他干的。而戴季英则说他是奉令行事：“后来我照他的意见写信，理治、洪涛均签名拿回来后我也签名。”时在前方与刘志丹在一起的聂洪钧回忆说是朱理治的亲笔信：“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令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松（森）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但他把如此重大的一封信，说成是戴季英擅权妄为，也颇难说通。疑问有三：一是，逮捕西北红军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和一大批军政干部是一个“大乱子”（朱理治语），戴季英即使专横，但竟敢胆大妄为、越职擅权到如此的程度？二是，以戴季英当时的职责和信誉，能够号令前方的聂洪钧、徐海东和程子华吗？三是，如果是戴季英擅权，那么最高领导人朱理治为什么不制止和纠正呢？刘志丹是在瓦窑堡被捕的，就是前方逮捕的高岗、习仲勋、杨森等高级干部也都押送到了瓦窑堡，朱理治清楚地知道他们被逮捕和监禁的事实，但没有提出疑问，更没有追查他们被捕的缘由并加以纠正。

    对此，戴季英在西北高干会上说：“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并且说：“理治、洪涛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我搞得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不听指挥，你们以后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长呢？”应该说，戴季英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在1942年11月西北高干会上，聂洪钧说前方曾连续接到几封要求逮捕刘志丹等的信：“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郭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封信指名要逮捕刘、高等人的事实。”另外，1955年在“陕北历史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程子华明确说明：逮捕刘志丹、高岗等的决定是“朱理治、程子华、戴季英人在后方永坪镇开会作出的决定”。综上所述，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缘由主要归结到戴季英身上，难以说通。（当然戴季英在陕北“肃反”中有许多错误，造成严重后果，负有严重的责任。）

    三、关于陕北“肃反”中的杀人问题

    1942年12月12日发布的《中共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这场错误的“肃反”“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以后，凡涉及这段历史的论者都持这样的认识，但聂洪钧后人在聂洪钧留存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的末页，发现聂洪钧批注道：“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呢？我却除了江旭的妻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近年有论者据此称之为陕北“肃反”正对待遇难烈士的重大问题，应予严肃的辩证。陕北“肃反”中大量党政军干部被杀害，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也是这个“肃反”的最主要、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几乎所有在陕北“肃反”中被关押的领导人都持这样的认识，如张秀山在1942年11月5日西北高干会上发言说：“肃反严重地危害了革命！所幸的是中央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