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使我感到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我休想用语言形容得了。尽管在谈正经事情，他谈时却很自然，口气就象平时谈话一样，也许有点踟躇，但是丝毫不勉强，犹如在谈天气或者庄稼。如果读者有一个印象好象他在说教，那完全是我的过失。他的谦虚，和他的诚恳，都是一望而知的。

    咖啡馆里已经稀稀落落，剩下没有几个人了。那些闹酒的早已离开。两个靠爱情做生意的可怜虫也已经回到他们肮脏的寓所。不时走进来一个满脸倦容的人要一杯啤酒和一块三明治，或者一个好象还没有完全睡醒的人要一杯咖啡。都是些脑力工作者。一个是值完夜班回家睡觉；另一个是被闹钟惊醒，一肚子不愿意去参加冗长的一天劳动。拉里似乎对时间和对周围情况都毫不觉察。我这一生中碰到的离奇事情可多着。我曾经不止一次差一点儿送命；曾经不止一次几乎做下风流勾当而且自己心里明白；曾经骑一匹小马沿着马可波罗当年通往传说中的中国那条路穿过中亚细亚；曾经在彼得堡一间整洁的会客室里一面喝俄国茶，一面听一个穿黑上衣条纹裤子的、和声和气的矮子谈他怎样暗杀一个大公；曾经坐在议会大厦一间客厅里倾听着海顿[注]的恬静温柔的钢琴三重奏，而飞机的投弹则在外面爆炸着；但是，这些遭遇我觉得都不及眼前这样离奇：在一家花花绿绿的咖啡馆里，坐着红丝绒椅子，听拉里一个钟点接一个钟点谈下去，谈上帝和永恒，谈绝对和厌倦的没完没了的轮回。

    八

    拉里有几分钟没有说话。我不想催他，所以等着。接着，他向我友善地一笑，仿佛突然又觉察到我。

    “当我到达特拉凡哥尔时，我发现根本不用打听西里•甘乃夏的下落。人人都知道他。有好多年他都住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是，最后被人劝说迁移到平原上来，由一位施主舍出一块土地，给他造了一间土砖墙的房子。这里离首府特里几得琅有很长一段路，我花了整整一天，先是坐火车，然后坐牛车，才到达道观。在院子的进口处，我碰见一个年轻人，问他能不能见到师长[注]。我带了一筐水果，这是通常的觐见礼。几分钟后，年轻人回来，领我到一处长轩，四周围全是窗子。在长轩的一角，西里•甘乃夏坐在一张蒙着虎皮的平台上参禅。‘我在等你呢，’他说。这使我感到诧异，但是，猜想大约是我在马都拉的那个朋友跟他谈到我的。可是，当我提起这个朋友的名字时，他摇摇头。我把水果呈上，他叫年轻人把水果拿走。这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看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记得这样的沉默有多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仪表；但没有告诉你他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宁静，那种善良、平和、无我的气息。我一天旅行下来，人又热又疲倦，但是，逐渐感到完全安静下来。在他没有再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我要访求的人了。”

    “他说英语吗？”我打断他。

    “不。可是，你知道，我学语言相当快。我已经学了不少泰米尔语，使我能在南部和人应对。他终于开口了。

    “‘你来作什么的？’他问。

    “我开始告诉他，我是怎样来印度和怎样度过这三年的；怎样根据人家传说某某人多么智慧、多么圣洁，我一个个找上门，但发现他们谁也没能给我满意的答复。他拦着我。

    “‘这我全知道。用不着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希望你做我的师傅，’我回答。

    “‘只有大梵才是师傅，’他说。

    “他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死命盯着我瞧，后来，突然身体变得挺硬，眼睛象是转为内视，看得出他的人进入印度人叫做的人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我之分开始消失，人成为绝对知识。我盘膝坐在地上，面向着他，心怦怦跳。经过了不知多久时间，他叹口气，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