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预备写一本书。”

    “写的什么呢？”

    “写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他微笑说。

    “书写成之后，你假如愿意寄给我，也许我可以设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费心。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们谈好替我印出来。”

    “可是，这样出版一本书很难指望有销路的，而且不会有人给它写书评。”

    “我不在乎有人给它写书评，也不指望出售。书的印数很少，只预备寄给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国的少数可能对它感觉兴趣的人。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它出来只是为了把搜集到的资料处理掉，而出版它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印出来才能弄清楚它是什么货色。”

    “这两条理由我都懂得。”

    这时我们的早饭已经吃完，我叫侍役开帐。帐单来时，我把它递给拉里。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钱全部送光，老实不客气，这顿早饭要你请了。”

    他大笑，把钱付掉。坐了这样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馆时，觉得两胁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人很好受。天是蓝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里是那样一条肮脏的通道，现在却显出一点活泼气象，就象一脸脂粉的消瘦妇人走着女孩子的轻快脚步，看去并不讨厌。我向一部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一个手势。

    “带你一段路怎样？”我问拉里。

    “不用。我预备步行到塞纳河边，找一处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后还得上图书馆去，我有些东西要查。”

    我们拉了手。我望着他的两条长腿大踏步走过马路。我这块料可没有他硬挣，所以坐上出租汽车回到旅馆。走进起坐间时一看，已经八点过了。

    “一个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里的裸体女子不以为然地说；一八一三年以来她一直就横陈在时钟上面，身体的位置在我看来极端不舒服。

    她继续望着自己在镀金铜镜里的镀金铜脸，而那座钟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热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热时，方才把身体擦干，吞下一片安眠药，把瓦勒里[注]的《海葬》带到床上去看（书刚巧放在床头柜上），一直看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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