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的，溜到大学去寻觅家的自我感觉。再者说啦，寂寞是多么难得的宝贵时光。中国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么？每次“对话”，都是被动员去的。而每次“对话”的命题又一概的是“文学与人生”。家谈文学，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但于今天，仅谈文学，难道不是挺脱离群众的事么？搭配上“人生”一块儿谈，才谈得下去。听的人也才听得下去。若无“人生”佐味儿，任何内容的“对话”，似乎总有点儿不咸不淡的不是？文学与“人生”，在我这儿，纯粹是两个命题的人为的遭际。在大学生们那儿，大概相当于啤酒，烧酒兑成的“鸡尾酒”吧？文学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烧酒而似乎使人血脉贲张。人生的烧酒因了文学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但每次“对话”之后，回到家中，严肃反思，扪心自问，又总觉得自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自产自销，兼自作广告，近乎蒙世的行径。只好以这么一种逻辑替自己辩解——有大学便有学生会。有学生会便有各种活动举行。没活动大学生们便对他们的学生会有意见。而文学又总是在大学生们的“活动”之列的。不请我去也得请别人去。别人恐怕未必如我那么好请。大学生们乃国家的栋梁。还没成栋成梁的时候便四处碰壁，难免不挫伤他们成栋成梁的自信。由好请的我而鼓励他们的自信，是否也算对国家的未来尽了些义务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这么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病着，来了位不速之客。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学生。

    “什么事？说吧！”待他落座之后，我明知故问。

    “梁老师，你身体不太好？”我说是的我病了。

    “什么病？”我说老病没愈，又添了新病。自己也闹不清，使我停了写作，不得不躺倒下来的，究竟是老病，还是新病。他便嗫嗫嚅嚅的，有话欲说不说的样子。

    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他坐着。我卧着。他看电视，而电视没开。我看他，而他似乎不觉得我在看他。他是个身材瘦小的青年。面容倒还清秀。一件西服是新的。裤子却显得有些脏。起码半个月没洗了。一双旧皮鞋已经穿走了形。却分明的，来之前打过鞋油。尘土积了一鞋面儿。西服内是一件很薄的毛衣。领口袖口都已开线了。裤子肯定短。因为他往那儿一坐，线裤露出了一大截。袜子，在脚腕处破了。刚入冬，第一股寒流却扑入城市了。还没来暖气，几盆花在室内都冻蔫了。外面刮着五六级大风，我铺上电褥子，盖着床小被。我看出他身上冷。心里也冷。想对他热情些，又唯恐一旦主动撤了防线，重蹈覆辙，带着病再次被弄到大学去，老调续谈，再胡扯一通“文学和人生”，便打定主意，此番矜持到底。如果他不开口讲出登门造访之目的，不必问。倘若他见我病着，仍开口讲了，那么证明他是个不懂事理的大学生，应坚决地回答一次“不！”“梁老师，我……走吧？”他站了起来。

    不说“我走了”，却用征求的口吻说“我走吧？”仿佛要走，也须获得我的允许似的。

    其实我盼着他走。但不是盼着他这么说。我认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这么说的。

    “不再坐会了么？”我也是征求的口吻。

    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虚伪了呢？“你病着，我不多打扰了。”“其实，你多坐一会儿没什么关系的。我病得不那么重……”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盼着他走。

    “不。不多坐了。回去晚了，就错过学校开午饭的时间了……”他的话说得相当认真。

    “是么？”我故意看了一眼挂钟，进一步虚伪之至地施予着我的歉意，“家里也没什么现成的饭菜，要不，其实我是愿意留你再多坐会儿的……”“谢谢……”他说，便往外走。

    “我送送你……”我说，并没立刻下床。只不过象征性地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