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待。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悬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可以安排他做一位文化艺术资料员。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一旦家里发生急事，往来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是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

    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

    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

    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

    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他说：“那倒没有。”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他说：“他死了。”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

    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我呆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