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军的炮火之下，遭到了敌军炮火的轰击。即使如此，红一、三军团仍然在盱江东岸，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西岸敌第五纵队的4个师和敌九十八师，乘红军主力在江东激战，盱江水涨、渡河困难之机，向甘竹镇发动了进攻。当时，守卫在西岸咸水岩、百子岭一带阵地的红九军团三师，虽然也修筑了一些碉堡和各种形式的工事，但这些工事大多都是用泥土粘合砖石垒成的，或是干脆在山坡上挖出的一些深沟。这些“碉堡”和工事顶盖用圆木搭架，上铺树枝和稻草，再压上一层泥土，哪里经得住炸弹和炮弹的轰击呢？工事淹没在一片烈焰中。

    敌人很快突破了红三师的阵地，14日占领了甘竹镇。守卫甘竹镇的红十四师，几次向敌军发动反冲击，都未能奏效。红三师、十四师被迫后撤，依托正面阵地，节节阻击敌军南进，以确保甘竹以南盱江上的长生桥，供红一、三军团渡江。

    尔后的两天中，盱江西岸的敌军便在新占领的甘竹、潘家渡一线修筑新的碉堡和工事。当西岸敌军暂停进攻的时候，东岸敌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又向红一、三军团攻击。就这样，敌军在盱江东岸进攻，碰到红军短促突击受阻时，马上停止前进，转为在西岸进攻；等到西岸遇到红军抗击受阻时，又转为东岸进攻。如此反复辗转前进。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刘伯承给敌军的这种进攻起了一个名字，叫“滚仗”。

    一天中午，盱江西岸红军某团前沿阵地，来了数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其中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很瘦，扎着腰带，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广昌前线野战军政委博古。在他身后跟着一位高个子、蓝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外国人，即当时包揽中央红军指挥大权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三位野战司令部参谋和军团首长。博古，这位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知识分子，在红军将士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来到离敌军只有1000米左右的前沿阵地。博古蹲在战壕里，一边用望远镜眺望远方，询问战况，一边对身旁的军团首长说着鼓舞士气的话：“一定要誓死保卫广昌，”“广昌战役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中央领导人亲临前线，视察最前沿阵地，对前线部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激励作用。2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同）下达了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命令部队继续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22日红一、三军团还是渡过了盱江，撤退到广昌城西北地区。西岸敌人遂于当日占领了长生桥，切断了东西岸红军之间的联系。

    26日，盱江两岸的敌军以优势兵力，向广昌发动了全线总攻击。虽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再三向李德提出建议，采取机动防御，但由于总体上仍然是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仍不得不节节退却。27日，广昌已处于东、北、西三面敌军的包围之中。盱江西岸的红一、三军团和东岸的红五、九军团，虽竭力反击，但已无回天之力。担任广昌守备的红十四师坚守支撑点的四五个营的指战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多数阵亡。

    博古、李德等，为避免红军主力遭到彻底毁灭，不得不下令红军于27日晚撤出广昌，向南转移。敌军遂于4月28日进占广昌。

    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失利了，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红军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创，但部队伤亡了5500余人，占参战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一；2万多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红十四师伤亡最大，被中革军委撤销了番号；红九军团也只剩下1个师的兵力。广昌战役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它的失利，使中央苏区处于危急之中。

    两个德国顾问

    广昌战役失利后，博古、李德、刘伯承等人从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