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欢迎。邓发乐呵呵地把他介绍给了中共领导人。

    当初，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们对他是非常敬重的。博古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李德的到来，无疑使其“如虎添翼”。由于博古不懂军事理论，对军事指挥更是一窍不通，当然处处都听李德的。在中共临时中央有影响力的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尊重和全力支持李德工作。就是老资格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几乎每天去拜访他，向他请教。

    到中央苏区不久，李德便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内是存在着斗争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派人，在临时中央里是博古牵头，都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青年人，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人掌握着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权，一致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在苏区闹革命的另一派人。李德是受王明等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请求，以共产国际名义派往中央苏区的。无疑，他坚决支持博古领导的那一派。一到苏区，博古他们对李德便言听计从，李德也就加入了反对毛泽东的行列。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正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碉堡战。

    后来，红军就是按照李德的观点，在李德的指挥下进行正规战、阵地战的。开始，搞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行了从询口到团村的战斗。他命令红军进攻敌军碉堡林立、防守坚固的硝石，想借此把黎川搞过来。结果敌人根本不予理会，红军求战不得只好回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接着，又伸出“两个拳头打人”，把红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且使红军主力疲于奔命，劳累至极。

    然后，便是广昌保卫战了，在广昌地区以主力对主力，以碉堡对碉堡，搞防御中的消耗战，最后还是失去了苏区的大门——广昌。毛泽东称这是“乞丐和龙王比宝”的结果。

    李德想到这里，顿时迷惑起来。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呀！但是，失败又是明摆着的。他困惑不解了。

    他不从不熟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红军特殊的军情方面找原因，也不从他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和霸道武断的作风上找原因，而是从红军身上找原因。他认为，是红军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李德说的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他自己并没有篡权，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他的。但是，他这一说法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也是明显的。

    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支持博古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决策与指挥上，无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集体领导，采取个人包办，把朱德、刘伯承等总部首长排斥在军事决策之外；在战术方法和作战指挥方式上，机械搬用书本教条和苏联红军条例模式实施指挥。特别是他的军阀作风，更是令人不能容忍。当红军高级将领萧劲光面对压倒优势的敌军，从黎川县城败退时，他下令审判萧劲光，判了5年徒刑。当总参谋长刘伯承要求他改变目前状况，“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时，他不仅不接受意见，反而斥责刘伯承：“你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随后，寻找借口让博古撤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让其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严厉批评他“崽卖爷田心不痛”时，他暴跳如雷，攻击彭德怀“封建！封建！”只不过因为彭德怀声名赫赫、战功卓著，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