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要讲。他提高了声调，说他今天的提议，不过是重申“福建事变”时给中央的建议，至今他认为那是一条妙计……

    1933年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领导下，联合广东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秘密协定。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他仔细地研究了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疾书，郑重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红军同蔡廷锴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毛泽东叫警卫员火速将信送到瑞金叶坪党中央去，并急切地盼望着回音。他哪里知道，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认为蔡廷锴等人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不应联合，还打算派兵入闽对其作战。毛泽东得到信息后，真是愤懑而焦急。

    毛泽东已经不顾自己的“身份”（靠边站）了，亲自赶到叶坪向博古等人陈述意见。博古等人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就据理力争。居高临下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不耐烦了，用一顶大帽子压了过来：“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当时真是欲哭无泪。

    毛泽东回到沙洲坝，沉痛地对妻子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打不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现在，毛泽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他再次郑重重申上次的建议，却立即遭到博古等人的否定，他怎么能不激动呢？而博古、李德一看毛泽东揭他们的老底和疮疤，也就愤怒起来，大有欲问罪和扣帽子之势。

    周恩来为了缓和场面，把话题引到转移作战的方向和时机上。他提出了向东北转移同方志敏红十军靠拢和向西南转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两个选择方案。

    毛泽东立即赞成第一个方案，认为向东北转移较为安全。彭德怀、林彪也发言赞同，但李德、博古仍然反对。

    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毛泽东又为大家再出一计：建议红军“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顽固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建议了。他们固执己见，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又一妙计。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这样最后断绝，只剩下一条路了。

    “小型会议”决策

    大会容易引起争论，博古等人决定召开“小型会议”研究。会议是5月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洛甫、周恩来、朱德5人，代总参谋长龚楚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李德的住所里召开的，主要研究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和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转移的方案，即后来的长征方案。

    博古在会上提出了以抗日名义，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试探。会议还作出了与此有关的3条决议，部署了为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最后决定：向共产国际发一份电报，将中共中央有关这一重大决策的请示报告，报请共产国际批复。

    由于这次会议是高度机密的，连其他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党政军领导人都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