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转移行动应该首先趋于保存力量，并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泛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当时，这是党的最高机密。书记处决定，只把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传达到党政军机关的极少数最高负责人。并且宣布“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是纪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就这样，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仍在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于苏区中心边缘全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党政军机关表面看来工作正常，实际上，红军总部已在中央指示下，不露声色地进行着转移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两支“先遣队”东进西征

    7月的闽中地区，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一支看上去相当疲劳但士气仍然非常高昂的红军部队，正在闽中的山川密林间向东急进。

    这支部队约有6000多人，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武器装备明显不足，步枪、手枪只有一千二三百支，少量的轻重机枪和五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大刀和梭镖。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挑着500多担宣传品、后勤物资、炊事用具等，行动相当迟缓，影响了东进的速度。

    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第七军团，对外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是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的。连日来，他们过长汀，越连城，经永安，打下大田县城，在尤溪以东渡过闽江。现在，他们完全进入了属于白区的谷口附近。

    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来电改变原定计划，令红七军团由谷口地区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中革军委的这次电令，使红七军团领导既感突然，又很为难。于是决定开会进行研究。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和军事顾问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宣布由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曾洪易为中央代表，3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军团参谋长粟裕。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交代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最后到达皖南，1个半月内赶到，以支援该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为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160多万份抗日宣传品等。中央要求红七军团休整三四天后立即出动。

    红七军团领导并不知道，早在5月份中央“小型会议”上，博古就提出了以抗日名义，先后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的试探的计划。

    派出红七军团的直接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正如军团参谋长粟裕几十年后所说的：“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军团领导研究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电令时，寻淮洲军团长担心力量不足，火力不强，对这样的部队状况能否打下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把握。但他却没有实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