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东西都带走。结果，红六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老虎钳等修理工具以及很笨重的电台发动机等，统统都带上了，成了一支大搬家的队伍。部队的机动能力全被这些家当缠住了，前卫部队走10里，辎重队掉一二里，后继部队也跟着掉队。行军既不灵便，打仗顾虑又多，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后来进入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只得把带的东西逐渐扔掉。红六军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但中央并未吸取经验教训。在不久中央红军西进转移时，来了一个更大的“搬家”，吃了更大的亏。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敌人。湘桂两省军阀急调4个师的兵力后追前堵，阻止红军实施在湘桂停留的计划。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军难于琢磨。军阀何键曾哀叹：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百里，疲于奔命”。

    进入贵州后，部队作战更加困难。由于山路难行，地形不熟，贵州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甘溪一战，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陷入了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除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十七师一部继续前进，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一部会合外，十七师余部、十八师和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一带，陷入了险境。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赤着脚，在悬崖峭壁和山沟密林中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历尽艰辛。在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后卫五十二团遭敌包围，浴血奋战三昼夜，损失惨重。

    一天下午，主力进至石阡至镇远的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强敌。湘桂之敌企图南北夹击红六军团主力。军团首长派出特务连利用夜色坚决抵抗，主力则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鱼贯向东，天亮时才冲出了夹沟，转危为安。

    从此，红六军团战胜了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随后召开了会师大会，实现了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

    红六军团这次历时80多天的突围西征，跨越敌境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二、六军团的会合，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扩红军加紧生产

    1934年9月中旬的一天，干都县城北门外何屋的左厢房的卧室内，毛泽东斜倚在床上，背后垫着棉被。他脸色又黄又瘦，两眼凹陷，神情疲惫忧郁。

    这时，他正在看着一份报纸。

    突然，警卫员报告：“主席（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故人们称他主席——作者注），有人来看你。”话音刚落，一个身材矮小、聪慧机敏的女青年已来到屋内。她就是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人称扩红标兵的刘英。

    “主席，身体好些吗？”刘英一进屋便关切地问候起来。

    “有得关系。疾病也和敌人一样，你强它就弱。你看，我不是战胜它了吗？”毛泽东一边热情地让刘英坐，一边叫警卫员把仅有的尚未完全成熟的两只柑子拿来切开，递给刘英半个，风趣地说：“只能吃半个。”刘英今天来看望毛主席，本来是为扩红的事来讨教的。一看毛主席十分憔悴、大病尚未痊愈的情景，想说的千言万语，一下又都咽了回去，自个儿思索起扩红的情景来：

    记得5月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任命她担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长，要她3个月内扩充红军2200人。当时，她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只用了1个半月，就扩红3000名，提前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