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在保安采访时曾总结过，这一时期红军的损失，“真正同国民党作战的伤亡并不多，主要是由于疲劳、疾病、饥寒和部落牧民的袭击。”“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斗争的焦点。

    这种不满情绪，不但红军战士中有，上层领导中也有，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激烈，险些造成“领导危机”。林彪就是突出的一个。他在长征中指挥的红一军团是打头阵、啃硬骨头的，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红军中年轻的鹰”，因而他和部队走的路多，吃的苦也多，情绪也最大。四渡赤水期间，他就发牢骚说：“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不然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聂荣臻曾试图说服林彪，但他不听劝告。渡金沙江之前，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出来指挥，遭到彭德怀拒绝。他又亲自给党中央总负责洛甫写信，要毛泽东下台。其他中央和军委、军团领导人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既很恼火，也深感委屈。他认为，要他下台事小，红军失败事大，必须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才能胜利前进。

    于是，他在过了金沙江后的一路上，分头找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人交谈，建议到了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草棚会议”开得既紧张又重要。洛甫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都批评林彪的错误看法。彭德怀批评林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毛泽东对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轻蔑地批评道：“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等，在会上也都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林彪，支持毛泽东领导。

    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北上，向四川西北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经过讨论，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君临”昆明，与龙云等策划和部署新的“聚歼”红军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调集了10万中央军和五六万川军，南追北堵，妄图像70年前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太平天国，朱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意志和行动。中央红军连走了几步险棋，使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美梦终成泡影。

    从会理到大渡河2000余里，有两条路可走。红军放弃了敌人驻有重兵的大路，选择了一条蒋介石估计红军没有胆量走的崎岖小道，冒险穿越彝族区，依靠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献血为盟，顺利地为红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简直把彝族区赤化了。在安顺场渡口，红一团17名勇士靠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使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配合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左岸溯江北上，抢夺天险沪定铁索桥。英勇的红四团指战员们两天急行军340里，抢在敌人之前赶到泸定。5月29日，22位突击英雄冒着枪林弹雨，夺取了泸定桥，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千军万马，5月30日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