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连会争论去向

    曾经与张国焘共事好几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评价张国焘：“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他极深刻地指出：“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徐向前的这个结论是公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是按照“三部曲”行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党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方针的争论。

    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常委会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以利红军向北进入甘南；计划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国焘从两河口一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县的杂谷脑，马上便推翻了自己曾在两河口会议表示赞成的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他于30日致电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在大小金川发展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是明显不妥的，党中央仍坚持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7月初，连续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长征中的一座座大雪山，向川西北的毛儿盖进发。

    张国焘见自己提出的战略计划未被中央采纳，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不积极实施松潘战役计划。

    当李富春等人的中央慰问团来到红四方面军时，7月6日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李当即向中央作了汇报。

    7月10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公开向党要权。他还授意陈昌浩致电中央“请森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原件如此，应为前敌总指挥——作者注），……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威胁说若不这样改组，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党中央认真而慎重地研究了组织问题。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7月18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

    总政委有最后拍板权，张国焘的权力欲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这才开始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可是，时间已耽误了近一个月，丢失了攻占松潘的宝贵战机。张国焘虽然实现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他还想“独断决行”，于是又制造障碍，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由此，中央不得不召开一连串会议加以解决。

    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汇报，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川陕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到毛儿盖集中，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才勉强同意。当日，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张国焘要想“独断决行”也很难，因为他在中央政治局里孤掌难呜，是绝对少数。于是他便节外生枝，要求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确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改组中央就成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