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他就向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打粮”，得到同意。随后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名义上布置“打粮”，实是给他们交底。他晚上又向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秘密要来了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他2点钟出发后，发现没有带手枪，又回住房里去取。当他与杨尚昆两人在乌云密布的草原上向北赶路时，后面忽然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原来是李特派出的四五个追赶叶剑英的人。于是，叶、杨两人在草丛中躲过了“追兵”。真是惊险紧张，扣人心弦。走出驻地10里，叶剑英才想起没有带行李，有些着急。杨尚昆劝慰他说：“只要人出来了，就行啦！”谁知叶剑英的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他和叶剑英的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1个钟头以后就赶上了队伍。

    毛泽东是最后撤离险境的。他连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连夜刻印散发。当完成一切部署，骑马北行时，大约已到凌晨4点了。

    为了预防万一，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在要道两边的山上布置了警戒。他与彭德怀随红十团断后，相机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保证中央和部队的安全撤离。

    政治局俄界做决定

    10日清晨，徐向前和陈昌浩刚起床，就接到下面报告，说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突然出发了。两人大吃一惊，愣愣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对党中央处于警戒位置的红四军领导不明真相，打来电话请示：红一方面军部队已连夜出走，要不要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打不打？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被人猛地一击，简直麻木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果断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字字千钧，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

    陈昌浩身为前敌指挥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向下作了不能打的答复。

    但是，当中央派人送来《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要徐、陈率队北上时，陈写了复信，拒绝北上。他给张国焘发了中央率队“私自北进”的电报，还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要他停止北进，并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十几个人的骑兵队追赶红三军团的部队，劝说彭德怀等率部南下。

    当李特率领的10余骑追上红三军团后卫部队，把陈昌浩的信交给彭德怀时，毛泽东幽默他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李特气势汹汹地责问毛泽东为什么“逃跑”？毛泽东乘势做李特的工作，耐心说服他，告诉他“这是政治局决定的行动”。当李特坚持错误，不让红军大学的一部分学员北上时，曾发生李德把李特拉下马来，互相对骂的场面。毛泽东对李特和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愿走愿留，各随其便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毛泽东的话，就像精确的预言。

    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迅速北进，于9月11日下午6时至12时，陆续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及叶剑英、杨尚昆、李富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21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以便给张国煮改正错误的机会。出于义愤，当时，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同张国焘的斗争，毫无疑问是两条路线斗争，但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