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里进行的紧张战斗吸引了敌军，使侦察排顺利地在下游四五里远的地方，测出了一个新的徒涉点，那里水不深、流不急，可以徒涉。于是，团政委刘转连带领二、三营迂回到下游，顺利过了河。然后顺南岸向上游攻击，与一营会合，很快便消灭了南岸敌人。

    半夜时分，便搭好了浮桥，迎来了大部队。

    先头团马不停蹄，先派出侦察排，然后全团跟进，急行军200里，于第2天晚上8点钟，赶到沉江边的洞庭溪。他们采用突袭的方法，先后收拾了守卫渡口的地方民团，顺利占领了渡口。这时，忽然接到哨兵报告：江中发现划船声，并且有手电光晃动。团首长断定是敌人，决定把他们诱到近前消灭掉。敌船渐渐近来，听到了红军敲打木头的声音，便高喊道：“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李司令的。”红军知道这一带是李党的队伍。船上一听，忙喊道：“自己人，别误会，我们靠岸了！”当敌军将3只大船靠上南岸时，才知道上了当。原来他们是从上游来加强这儿防御的，谁知一头钻进了网里。

    后续大部队又平安地跨过了一道险流，继续向湘中挺进。

    红二、六军团的运动方向本来是向西，到湘黔边或黔东去。为了迷惑敌军，才故意向东南，这就是古代兵书讲的“声东击西”。当部队突破澧水、沅江，插进湘中的新化、辰溪、溆浦后，才真向西走。在芷江、晃县间的便水，击溃了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六十三师，制止了敌军的急追，取得了在黔东江口和石阡地区的短时休整。由于黔东地区敌军密集，我军很难建立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领导便放弃了最初的打算，决定转移到黔西去开辟根据地。

    敌军估计红二、六军团要循中央红军的原路，北渡乌江，进占遵义。他们把绝大部分兵力调到乌江两岸，日夜赶修工事，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南岸。于是红军避实就虚，取黔安，下牛场，直捣龙里，迫向贵阳。这一下使敌军慌了手脚，只得又从乌江两岸分兵急救贵阳。但红二、六军团并未攻打贵阳，却从容地经扎佐，过修文，智取乌江上游的鸭池河，毫不费劲地进到了乌江北岸。

    1936年2月9日，红二、六军团轻取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等重要城镇，暂时有了立足之地。

    早在红二、六军团开始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时候，就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的指示。按照这些指示，在转移沿途，红二、六军团一路边走、边打、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群众工作，严守红军纪律。特别到了毕节地区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收到明显成效。毕节有一位清朝秀才，当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名叫周素园，相信马列主义，赞成抗日反蒋。

    红二、六军团就尊重他、团结他，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还通过他给“云南王”龙云和云南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告之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要他们提防蒋介石，从而加深了云南军阀对蒋介石和中央军的矛盾。周素园后来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一直到了陕北。

    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近20天，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期。其不仅打退了追敌，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得到了休整，而且壮大了红军力量，补充新兵5000余人。但这时，敌军也越来越多，7个师又1个旅的敌军4路纵队，正向毕节地区合围。红二、六军团遂于2月27日撤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人又以10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红军遂决定跳出敌军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的防线，于3月28日进至南北盘江之间。

    这时，红二、六军团接到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要他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