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突围，无权的总司令一天签发电报15份

    狼烟四起，尘土飞扬。仓促突围的红军疾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行进在通往湘江的道路上。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总司令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

    他面色黝黑，前额宽大，身材虽然不高，但很结实，脚穿草鞋，手牵一匹驮满行李、文件的骡子，乍一看像一位普通的农民老大爷。可是，那双与众不同的深邃的眼睛，分明闪烁着智者的光芒；举手投足之间，又无不显示出地道的军人风度和大丈夫气魄。

    “总司令，请您签发电报。”一位参谋急匆匆地跑到朱德面前，递上了装有电文的报夹。

    记不清这一天签发了多少电报，朱总司令习惯地扫瞄了一下电文，皱起了眉头，但还是拿起笔，在电文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下方的日期是：1934年10月23日。据保存至今的档案记载，单是这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15份。

    “仗不该那样打，路也不能这样走啊！”当那位参谋转身离去时，朱老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名义上他是中革军委主席，可是红军的指挥大权却掌握在“洋顾问”李德和博古等人手里。

    逼得红军被迫长征的敌第五次“围剿”，本来是有很多机会打破它的。

    在一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曾多次向李德讲述红军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出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但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洋顾问”对“游击战”不屑一顾，命令红军就地构筑工事，“坚决守住”。不久，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反蒋独立，朱德抓住这一时机，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指示红军策应配合，同时致电博古、项英、李德，建议调集兵力东进入闽。然而，得到的回电是：“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命令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让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结果“福建事变”很快失败，红军错失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

    明明不同意李德的错误指挥，可是不少实施这种指挥的命令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能尽力减少错误指挥带来的损失。

    长征出发前夕，朱德亲自致函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通过联络和谈判，秘密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由陈济棠部设防的第一、二道封锁线。

    在冲破敌人沿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渡江遭到敌飞机和地面部队的猛烈攻击。一向刚愎自用的李德一筹莫展，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于危难之中显出英雄本色，与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顽强拼搏，激战4天4夜，终于渡过湘江。

    转折关头，一向稳重的总司令发言声色俱厉

    “这样走下去，何处是尽头？”湘江血战后，许多人在思考着，忧虑着，部队士气一度低落。“打起精神来！革命嘛，哪有不受挫折的？”朱总司令不时地鼓动大家，还召集部分领导干部边行军边开会，要求他们给部队做出好样子，并做好思想工作。这些领导干部敬佩地望着总司令，其中有的眼前浮现出12年前朱德历经千辛万苦，远涉重洋找中国共产党的情景：

    那是1922年炎夏，曾担任滇军旅长和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的朱德，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郑重提出入党要求。没想到陈独秀迎头泼了一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