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飞抵头顶。连队司号员立即吹响命令隐蔽的号角，连长、指导员忙着照顾几位老同志和伤员。靠在土坎旁休息的贺子珍，也不顾个人安危，招呼着大家分散隐蔽。

    敌机围绕树林盘缠，掠过树梢，发现里边有人，便吼叫着朝部队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开始，它疯狂地用机枪扫射；紧接着，就投下了一枚枚炸弹。

    炸弹把高坎炸得坎崩土掀，强大的气浪向贺子珍冲去。顿时，巨大的烟尘将她淹没……

    然而，这一次有惊无险，贺子珍没有被炸伤。正当她被气浪逼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眼明手快的警卫员吴吉清赶快把她拉到路旁的沟里。过了一会儿，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突然发现有一副担架暴露在前面不远的路上，担架员已被炸死，伤员正在担架上挣扎。

    原来，这个伤员是红军的一位师政委，攻打遵义时，负了重伤，断了一条腿。此时，他身陷危险之中，生命炭发可危。

    多么危险啊！贺子珍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不料，正当她帮助伤员隐蔽时，敌机又一次地俯冲下来，机枪猛扫，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着战友。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烟尘中，只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地跨了几步，晃了几晃又栽倒在地。

    此时，这位得救的伤员流着泪，从担架上吃力地爬向贺子珍……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地跑了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从伤口处往外涌，顺着头顶、背部、腿部往下流淌。伤员安然无恙，而她却伤痕累累。有一块弹片竟从她的后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衣裳，滴到了地上。

    她，躺在血污中，昏迷不醒。吴吉清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

    敌机溜走了，红军战士都过来看望担架上的贺子珍。这时，她不仅伤口流着血，鼻子、嘴巴也流着血，脸像一张白纸一样，呼吸十分微弱，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担架。

    警卫员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生李治。经检查，发现她从头部到四肢竟有17处弹片。征途中，是没有条件做这种大手术的。当时，没有麻醉药，医生只好让战士们按着贺子珍的四肢，小心翼翼地把表面部分的弹片取出来，敷上碘酒，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然后，又注射了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

    在行军途中，每天到了宿营地后，医生才能去给她换纱布，没有消毒水，只能用冷水清洗伤口，再换上干净纱布。

    经过几天的抢救，她才从昏迷中醒来。

    醒来后的贺子珍想的却是，自己伤势这么重，需要有人抬着走，伤员这么多，而连队担架和马匹又这样少，这不是要拖累部队吗？于是，她主动向组织提出了请求：“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吧。”钱希钧知道了贺子珍的意愿后，非常着急，对她说：“大嫂，你一个人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是很容易暴露身份的，而且国民党反动派尾随搜查得很紧，这是十分危险的。”然后，钱希钧又赶紧找到自己的丈夫毛泽民，让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毛泽东，由毛泽东来决定贺子珍的去留。

    毛泽民知道贺子珍负伤后，连忙赶到了干部休养连，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子珍：“大嫂，大嫂，你觉得怎么样？”一边呼唤，一边流着眼泪。

    只见贺子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满怀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夫妇，用微弱的声音缓慢他说：“泽民弟，希钧妹，我不能与你们一道走了。”说完，她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难过的表情。接着，她又平静他说：“我负伤的事，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