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他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