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卸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钯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要特别声明一点，“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效劳？”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从大陆到台湾，从山窝到都市，从三家村到洋学堂，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倒偶尔还听到过，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

    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我和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必须再坐一程计程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国的计程车比柏杨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眼看天又渐晚，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真是傻瓜，这还用问。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马路中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后拦阻了一辆，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才招手唤我们过去。等我刚想清楚，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已扬长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

    （摘自《踩了他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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