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余波先生。（文载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爱荷华《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

    中国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讳疾忌医──其他种族相信也许更严重，我不是研究人种学的，也不搞统计，无法提出这方面的证据──柏杨指出中国人的种种丑陋点，正是冒犯了这些人的大忌，难怪要挨骂。再说，他一下子骂了上万万的人，也活该被骂。上一期会讯里，骂他的人是个“后生小子”，年龄也许还不及他老人家岁数的一半，这种不怕“权威”（不是权势）的精神，是颇令人赞赏的。只是纵观全文，南日君所提出的批驳柏杨的证据，只是熊十力和余英时的论点，他说，熊十力先生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功力的思想家，余英时先生是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航人物！就凭一个有功力，一个领航，他就无条件接受他们的看法，利用他人的看法去批驳别人的见解，这不是又犯了迷信权威的毛病吗？熊余两人是何许人物，恕我孤陋寡闻，连听都没有听过，幸好我不是研究哲学的，二不搞史学，三来身份属“东南亚华侨后代”，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了解不深入，按照“不知道就不要说”的原则，实在不该写这篇文章。只是我觉得南日君的火气旺了点，口气也很大，缺少儒家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的作风，因此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儒家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以真面目出现”、“儒家经典迭遭窜改”，这些论证的提出，并不需要有太大的功力，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点涉猎的人都懂，也非常有说服力，至于“余先生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这个论证，就太玄得教人难以相信，不知南日君能再为文解答此中玄奥之处吗？

    我读过的“学术性书籍”寥寥可数，不过有关中国文史的杂书野史，倒是看了不少，据我的粗浅认识，中国不是没有民主的传统，尧舜禹汤实行的公天下，就不会输给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战国春秋时代是个自由风气鼎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那种民主精神实在教现代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后来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民主就被锁进冰箱里了，一直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中国实行的就一直是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封建主义法统。统治者高高在上，小民匍匐在下，听命于英明伟大的领袖，三呼万岁。二十世纪后半期，民主思潮大行其道时，却硬是打不开中国大门，统治者假民主之名，行封建之实，小百姓似乎也习惯了，只要给点甜头，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当顺民，儒家思想在维持这种封建道统所起的作用，实在不能低估。

    我说的是外行话，只希望能抛砖引玉，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实在没必要教别人闭嘴不说，我很怀疑南日君在教柏杨先生珍惜羽毛，回去多读学术性书籍时，有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对方是不“学”无“术”，没读过熊十力、余英时这些人的大作？我觉得这一老一少看法的分歧，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外，还有“代沟”的问题存在，年轻一辈虽然也知道中国人近几十年来所受的种种悲惨遭遇，但不是亲身经历，就无法“愤怒”起来。设若南日君也曾经历过柏杨先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也许在鞭挞中国人的缺点上，会更激烈吧！柏杨先生也许太偏激了一点，但“爱之深，责之切”，我们能怪他吗？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实在该猛醒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要离乡背井，寄人篱下？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要“楚材晋用”？为什么东南亚的华人会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排华的噩运？为什么中国政治上的民主老是遥遥无期？为什么“党”“国”老是不能分开？我们这些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高级知识份子，能不负起一些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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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感想（1984）

    执笔者今生先生。（文载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爱荷华《爱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