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无辞！

    为什么一位一贯自称是──同时也被李黎女士恭维是──爱国爱民的大作家，会如此处心积虑地，用种种东拉西扯的琐碎现象，来诋毁自己的同胞呢？我无缘面晤其人，根据李黎女士的面访纪实，也许柏杨真有一颗赤子之心，真是很爱中国，真有恨铁不成钢之心，发而为声，就成为怨天尤人的冲天恶气，于是悻悻诅咒不已。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偏离正轨，误入歧途，也许被他自己胡诌的“酱缸文化”，迷糊了心窍，被他自己培养的“病毒”，麻痹了神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义道德，有男盗女娼，有正心诚意，有风花雪月，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极，而且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莫说你要在中国文化中专找“酱缸”和病毒，即使要专找粪缸和细菌，也能找得出来。你若据此断言中国文化就是粪缸和细菌，那也无损于中国文化，只说明你这个人臭不可闻和不可救药而已。

    即以同一部《资治通鉴》而论，有些人读了可以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毛泽东读了则丰富其整人坑人的毒辣手段，连史达林也搞不过他。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就类似于此，像一个锋利的刀子，看你用不用它和如何用它，你可以用来治病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也可以用来自杀。所以，任何人如果蓄意走偏锋，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酱缸”和病毒，至少可以患滤过性病毒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这位走偏锋的作家本人。

    我尚未拜读《柏杨版资治通鉴》，也不想拜读。因为，我相信，凭他这种“打倒一切，骂倒一切”的“五四”“红卫兵”的心态，译解《资治通鉴》，不可能不大走其样。我对司马温公是五体投地的。他的《资治通鉴》，教导人君何以治国，教导人臣何以从政，甚至教导平民百姓何以处富贵，何以处贫贱，邦有道如何自处，邦无道又如何自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认认真真把《资治通鉴》研究一下，确实受用不尽，最起码不至于坐国民党的牢或者戴共产党的帽。

    附带讲几句题外的话。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的政治黑暗，文人作家被枪毙者有之，被长期关在牢里者有之，被戴帽子者更有之，这当然是政府当局的天高地厚。人们出于对暴政的鄙弃，就对暴政的反对者因同情而崇敬，彷佛坐过牢或戴过帽子的人，头上都自然出现一层光圈。

    但我认为不然，至少不能一概而论。古往今来，有些牢狱之殃和杀身之祸，是值得尊敬的，例如古代甘冒斧钺之诛而秉笔直书的史臣，以及近代不畏权贵而揭露孔宋豪门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杀头和坐牢，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令人肃然起敬。至于那些李大钊、胡也频之流的“烈士”，我认为死不足惜；那些王亦令之流的“右派”，我认为咎由自取。尽管政府当局制造这些“烈士”和“右派”，完全是无法无天的暴行和虐政；但对这些受害者本人而言，其取祸仅是有损于己，并无益于生民，一句话，苦头吃得没有名堂，活该。

    基于这个道理，我认为柏杨先生开口闭口坐了九年另多少天的牢，彷佛牢狱是他镀金之地一样，实在大可不必。要照柏杨这个逻辑，宝岛上有位文人，比柏杨更了不起，他坐牢出来后，至今仍在岛上摇笔杆大骂，丝毫不减锋芒，照样是祖宗十八代的骂。但在我看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充其量，亡命文人而已。

    最后，归纳为一句话：中国人，丑陋则未必，但中国人内确不乏贱骨头。

    ──甲子冬写于美国加州栖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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