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侬软语，音调特低，就是在吵架时，声音也大不起来。笔者觉得中国文字，一个字一个音，同音字太多，而且每个音又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说话时音量不够，听力就会发生困难；尤其在说话快速的时候，除了大嗓门外，别无其他良方。当我们到电影院观赏国语影片时，都会有这种经验，如果片子不借助于中文字幕，对白往往听不清楚。在文法上，中文也是与众不同，中文没有像英文的假设语气，这也使得中国人常常要借助手势和嗓门的抑扬顿挫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说中国话要想把嗓门压低，唯一的方法就是慢吞吞地讲，把每一个字的发音尽量拉长，保证对方可以听得明白。依笔者看，中国人的大嗓门是无药可医的。既然无药可医，干脆就把这“声若洪钟”的说话德性，当作我们中国人的国粹，不亦宜乎！

    台湾交通之乱是大家亲身经历、有目共睹的事实。看看凡事以丑陋为出发点的柏杨如何把它归罪于中国的文化。柏杨说：“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枯死。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专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关于台湾交通安全问题，笔者思索多年，愿将心得中之一二，就正于关心此方面的社会大众。台湾的交通秩序每年都有进步，笔者认为最大原因是拥有机动车辆的人愈来愈多，街道上有了这么多的交通工具在流动，自然而然地在驾驶者心理上，形成一种压力，逼使驾车的人非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亦就是产生了所谓“生活即教育”的效果。在美国除了一般汽车驾驶员外，我们还偶尔听到所谓的自卫驾驶员。自卫驾驶员除了是一个标准的普通驾驶员外，还有两个条件必不能少，一是不坚持先行权；二是对于别人的冒犯，要有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雅量。台湾一般驾驶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一、二两个条件，但本身却又不是一个标准的普通驾驶员。这种驾车特性，乃造成台湾交通大乱中有不乱，不乱中又有大乱的奇异现状。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和美国人开车如此不同呢？如果我们从太平洋两岸的驾驶执照考试方面单刀直入，或不难看出端倪。美国人学驾车是在马路上练习，从一开始就要实地学习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执照考试时，亦是在马路上进行。路考除了方向盘操作、煞车的运用外，还包括行车速度、前后车距离、十字路口通过、左右转线道选取、换线、先行权的遵守等等。待考得执照，在考者心里也同时建立了一个汽车驾驶的标准范式，就是以后用来作为实际驾驶的依据。有的时候实际驾驶和路考驾驶情况不尽相同，譬如上下班汽车流量密集时候，驾驶者就无法按照路考时所要求的那样，一板一眼地驾驶，否则就到达不了目的地；处此情况，驾驶者乃以路考时在心中建立的那个驾驶范式，视需要而作某种变通，这样灵活运用的结果，交通乃得以安全畅通。台湾可就不是这样，在台湾学习驾车，是在驾车学校固定的场地上练车，练车的人只学习打方向盘、踩煞车和控制油门的动作。至于路试考执照，也仅仅在监理所的电动考场测试方向盘、加油门、踩煞车等操作技术。这种教车、路考方式，就好像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算术，只知道数字方面的加、减、乘、除，而不知道如何去做算术应用题。路考通过，所得的一张执照，与其说是驾驶执照，倒不如说是操作执照来得恰当。及至开上大街，心胸之中根本没有一个驾驶范式，横冲直撞，有如一个没规矩的野人。在台湾，绝大多数开了十年、几十年的汽车老手，藏在心中的驾驶范式，都不是标准的，而且是随时可以变型的。笔者笑称这种驾车范式为橡皮模式。所以说，台湾的交通问题归根究底不是人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文化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由于政策不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