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张绍迁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至九日洛杉矶《论坛报》。）

    几个月前，柏杨先生在爱荷华州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发表演讲，在美国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到现在仍余波荡漾。两个月来的《论坛报》上，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讨论柏杨及“丑陋”的文字。最近一期上，又读到刘前敏先生《中国文化不容抹黑》一文，除了指责柏杨故意丑化中国文化外，还对国人诸般缺点，提供了很多解释和藉口。

    刘先生的大作相当长，足见他很费了一番功夫思索中国文化问题，也处处显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刘先生的研究精神和爱心，很令我佩服。不过他的很多论点，都不是本人所能接受的，现在谨讨论如次：

    一、刘先生说中国人应先“贫而无谄”，至于“富而无骄”并非当今急务。

    愚见以为这两种心态有极大的因果关系，倘若有钱有权的人气焰高张，爱人奉承，那么包围他的人，一定都是谄媚专家（也就是柏杨说的“摇尾系统”）。唯有位尊多金之士先懂得尊重朋友，穷朋友才能“无谄”得起。

    二、刘先生说英国在牛顿时代人才辈出，现在则了无生气。

    为了看看英国到底“风烛残年”到什么程度，随手翻一下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四年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一九六○年前，大英帝国风华仍盛，得奖率高不在话下），发现过去二十五年中，总共有一百五十三人得到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及医学三项），其中英国人占了二十五位半（一九七五年化学奖得主John forth是奥地利籍，但始终在英国做研究，所以一半荣誉归英国。历年来华裔得物理奖的三位，因为既是美籍，又在美国做研究，名单中已不提他们的中国祖籍矣。）刚好是六分之一，得奖率仅次于美国。诚然，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已失去始自牛顿时代的科技前导的地位，但若说她已到了“了无生气”的地步，未免夸大其辞。

    三、刘先生说中国人活动范围局限亚洲一隅，对文化发展不利。

    这种说法真有趣，难道在大量殖民新大陆以前的西洋人活动范围，便不局限欧洲一隅？中国一国的土地人口，都可与全欧洲相颉颃。兼之中国历史上有一半时间是大一统局面（不像欧洲中古以后小国林立，国与国之间有语言、文化、政治、宗教等种种隔阂），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更容易才是。但为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宪政、产业革命，统统在欧洲一隅产生？

    愚见以为，中国文化与工艺，到了宋代，便滞留不前，是由于思想受到理学的束缚。本来自汉代以降，儒学定于一尊，对学术思想自由，已有极大妨碍。宋代的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再将儒家范围缩小，认为每个人，至少是每个读书人，都应终身无旁骛，学做圣人。等到理学成为儒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中的灵性，遂受了无情的摧残。同时士大夫们为了巩固自身权位，用自由心证划分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把专业人才（工）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压到最低。工艺上的发明，往往被认为是“争淫斗巧”“雕虫小技”，很少得到应有的报偿。在那种社会心态下，才能高的人都想做官，等而下之的才去经营工商。社会如此轻工轻商，何敢盼望科技、工艺有所突破？其实南宋时，中国已粗具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倘若当时学术自由、政府奖励工商，产业革命或可能先在中国发生。

    四、刘先生问：“地处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能像台湾那样发展工商业吗？”

    我的回答是：“事在人为！”君不见阿尔卑斯山麓的瑞士，国土小于不丹。她不但发展了工商业，还能在多种行业中，执世界之牛耳。按照刘先生的地缘理论，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埃及诸国均处水陆交通要冲，工商业应该更繁荣才是，为何她们反比不上内